在“亚东桥话43：关于桥头堡的那点事（上）”中，明确了桥头建筑与惯用的“桥头堡”的词意，梳理了桥头建筑的历史发展；结合较多的国外桥梁实例，讨论了桥头建筑在纪念、防御、装饰和技术方面的作用。本文继续探讨中国古代桥头建筑的起源及建筑类型，并简要介绍我国在20世纪建造的一部分桥头建筑实例。
古代桥头建筑
前已述及，中国古代桥梁的桥头建筑，多是华表、牌坊、桥亭、楼台、塔柱、石碑、石兽等。这些桥头建筑具有古典东方建筑特色和文化内涵，起到标识、纪念、审美等作用。
中国何时开始有桥头建筑？最早可能会是哪种类型的桥头建筑？
在汉画像中，“泗水捞鼎”是常见题材。据统计，全国各地出土的“泗水捞鼎”汉画计有41幅，其中约30幅中包含桥梁（拱桥或梁桥）图像。考察这些汉画，发现在3幅画中，在桥头一端刻有阙的图像。普遍认为，阙（也叫阙门或门阙）出现于西周，兴盛于汉代，延续到明清，是一种塔楼状的装饰性建筑，多设在城市、宫殿、祠庙、宅第等入口处，是一种通道导引、等级标识的建筑。
图1是描述“泗水捞鼎”的两块画像石/砖。从图1a可见，画面中间描述在桥上“泗水捞鼎”，左边为石阙，阙为重檐顶，檐下有斗拱、柱身和柱础。从图1b可见，画面左边为形制简单的阙门，一辆马车正过阙；另外，在桥堍（桥两头靠近平地的地方）各竖一表木（即华表），上端有一矩形云板。
图1 “泗水捞鼎”画像石/砖中的桥与阙门
从四川彭州出土的东汉“骖车过桥”汉画砖（图2左上角）上，可见右侧桥头设有一座亭式建筑，也可能是阙门。从图中其余几幅汉画砖拓本可知，阙的形制以及阙与门的关系（有阙无门，或阙门分离，或双阙互联而成门），在东汉时已较丰富。
曾有学者认为“汉桥两头有阙”，但考察以上汉画像会联想到，为何阙门不像华表那样靠近桥头？画像中出现的阙门是不是古人专为桥而建造的？是否汉阙只用于汉桥？诸如此类的疑问，一时还未找到确切答案。
图2 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中的桥与阙门
可以比较肯定的是，在桥的两端竖立华表，应是中国古代桥头建筑的早期形式。从图3所示的几幅汉画像拓本中可以推测，在桥头设立华表，东汉时已是较普遍情况。华表上端的云板，形式不一；图2a中为三角形，图2b为横插入柱顶的矩形，图2c为桃心形。华表通常设在桥堍，但也可设在桥上（图2d）。
图3 东汉画像石中的桥与华表
北魏杨炫之编撰于公元547年的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可能是最早记载有桥头建筑的史籍。在其卷二中，提及洛阳建春门外有一座“阳渠石桥”，桥有四石柱，每头两根，桥南刻有铭文：“汉陽嘉四年（公元135年）将作大匠马宪造”。后因“大雨颓桥，南柱始埋没，道北二柱，至今犹存”。在卷三中，提及一座名为“永桥”的浮桥，其“南北两岸有华表，举高二十丈”。
由此可知，在桥头设立华表或石柱的做法，最晚始于两汉，且相沿不辍。在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上，可见虹桥两端各立有两华表。在宋代（佚名）的《金明池争标图》上，桥两端亦立有华表。元代画家王振鹏所绘《龙池竞渡图》中，一座拱桥的两头立华表，一座梁式廊桥的两头设桥亭。在元代（佚名）的《卢沟运筏图》中，一端桥头有华表和石狮，另一端桥头有石象。史书记载，金代的卢沟桥还曾建有“东西廊”，元代时曾建有“过街塔”，今俱不见；今天可见的，有桥头华表、桥头石雕狮象、以及清代康熙和乾隆皇帝为纪念桥梁修葺所立的4块御制碑（图4）。
图4 卢沟桥桥头的华表、碑亭和石柱
另一类桥头建筑，就是牌坊；若在牌坊的额坊（两柱之间起联系作用的横木或条石）上还建有斗拱和屋檐顶，则称牌楼；现两者时常混用。牌坊是中国古代具有纪念性、装饰性的门式建筑，通常用木、砖、石等材料建成，常建于街口、桥头等要道处，或庙宇、祠堂、书院等建筑前，或宫苑、陵园之中。
牌坊的历史悠久，对其起源说法不一。有人认为，春秋中期已出现牌坊的雏形（即“衡门”——由两根柱子加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的门）；梁思成在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中提出，牌坊源自汉阙，经历代演变成为明、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；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（第二版）认为，牌坊“起源于汉代坊墙上的坊门”，“南宋已经出现牌坊，至明则成常制”。
图5所示，传为唐代李思训所作《京畿瑞雪图》纨扇，也有学者通过建筑装饰的形制判断其为南宋时期的“装饰画”。扇面所绘为雪景楼阁，在扇面正下方的一座桥的右端，立有牌楼；在扇面右下部位的一座桥上，左端有牌楼，右端有桥亭。可以推测，宋时在一些桥头建牌楼或桥亭，已不属稀罕。
图5 唐李思训（传）《京畿瑞雪图》
灞桥始建于春秋时期，是中国桥梁史上颇具影响的一座古桥。这座桥的桥头建筑始于何时？不知道。今天只能从近代史料和照片中（图6）一窥清代灞桥的桥头建筑风貌。清代画师武廷桂曾绘制条屏式“关中八景”，其中第三幅为“霸柳风雪”；1860年石刻了《关中八景图》（现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院），图6a为“霸柳风雪”的拓本。画面中可见梁柱式灞桥局部，桥头立有一座四柱三间形制的牌坊，这应该是1833年重修灞桥后的样子。百年后，从1934年卡特·霍尔顿所拍摄的照片（图6b）看，灞桥的桥头标志仍在，只不过从牌坊换成了木牌楼。
1957年改建前的灞桥长134丈（约430m），67孔，规模宏大，名头不小。相距灞桥不远、历史同样悠久的浐桥（1833年重修，1957年改建前桥长42丈，20孔，图6c），因规模较小而鲜为人知，但其两端牌楼和梁墩构造形式与灞桥类同。
图6 灞桥和浐桥的桥头建筑
我国四大古桥之一的泉州洛阳桥（万安桥，图7a，图7d），建成于1059年，经历代修葺多次而保留至今。初建时桥长360丈，宽1.5丈，桥上共有7亭9塔28石狮，桥两端各造两座塔和两尊石力神。古代桥梁在历次修葺中，桥头建筑可能会随时代而变化，史料记载也可能会有冲突。从泉州永春县五里街镇一座古宅壁画《洛阳胜景》（图7b，清乾隆年间郑书铭所作）中，可见洛阳桥头立有牌坊，桥中也立有门式建筑；可在湖南芷江的天后宫石坊上雕刻的洛阳桥图（图7c）上，桥头和桥上却是数座桥亭。天后宫由福建客民建于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与《洛阳胜景》壁画的问世年代大体相当。
图7 泉州洛阳桥的桥头建筑
明清两代，牌坊/楼建筑日益普遍，这从清代的宫廷绘画，如《康熙南巡图》（王翚等绘于1691～1693年）和《乾隆南巡图》（徐杨绘于1764～1776年）中，可见一斑。有人统计，北京现存明清时期的牌楼65座，多设置在皇家园林和寺庙中，有一些用作“桥牌楼”，如北海公园内北海大桥的“金鳌玉蝀”牌坊（始建于1417年，1954年城市改造时拆除）、永安桥的“堆云积翠”牌楼、陟山桥“智珠”牌楼和濠濮涧九曲桥石坊，颐和园中的荇桥“蔚翠云岩”牌楼和知鱼桥石坊等。
北京建在街口桥头的牌楼，当属正阳门箭楼南边的“正阳桥”牌楼最为引人注目（图8）。正阳门箭楼、正阳桥及牌楼始建于明正统年间。正阳桥为三孔石拱桥，跨护城河，一头接正阳门箭楼，一头竖六柱五间形制的牌楼（因此也叫“五牌楼”）；桥面设汉白玉护栏分为三幅（图8a），中间一幅为御道。牌楼为木质结构，建成后多次遭遇火灾，也险些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被毁（图8b，G.E.莫理循摄）。1955年牌楼被拆，1996年在原址偏南修建了一座形制不同的跨街牌楼（2006年拆除），2008年在牌楼原址按民国样式复建了“五牌楼”（图8c）。尽管牌楼上还保留有“正阳桥”三个大字，可实际的正阳桥却早已不见踪影了。
图8 北京正阳桥牌楼
中国古代桥头建筑的另一类形式，就是楼台亭阁了，这里统指建于桥头，供人休憩游玩或用于桥梁管理维护的建筑物。
前已提及，我国自宋代起就在一些桥头建亭。福建漳州的江东桥（虎渡桥），以拥有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石梁而享誉海内外。这石梁桥始建于南宋淳祐元年（公元1241年），南宋黄朴所撰《虎渡桥记》云：“…东西结亭，以憩往来者…”。明嘉靖十九年（公元1540年）桥梁大修，陈让所撰《重修虎渡桥记》云：“…亭其两端，以息行旅…”。可见，当时就在桥头（有时也在桥墩处）建有让行人歇脚休憩的桥楼或桥亭。图9为澳大利亚建筑师亚瑟·帕内（Arthur Purnell）1900年拍摄的 江东桥全景，图中依稀可见桥头和桥上的阁楼式建筑。
图9 江东桥及桥头建筑
众所周知的赵州桥，在桥头一端曾建有一座关帝阁（图9），这是一座建在砖台上的木阁楼，大约始建于元末明初，后毁于解放战争时期。关帝阁耸立在桥南端头，造型雄伟秀丽。阁上有名人题字牌匾和诗句对联，文化氛围浓厚。阁楼与古桥浑然一体，互为映衬，既可助香火之势，还可作关卡之用，且保证通行之利，可谓古代桥头建筑中的精品。后来重建的关帝阁，离桥南端40米开外，建筑简朴，样式也与旧制有别。
图10 赵州桥及桥楼
古代一些索桥的桥头建筑，除了有建筑装饰作用外，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桥梁的构造或管养要求。压题图片所示的都江堰安澜桥，最早的史料记载其建于宋代，取名珠浦桥。这桥在明末被毁，清嘉庆八年（公元1803年）仿旧制再建，改名安澜桥。1939年梁思成先生曾考察安澜桥并手绘桥梁构造图（参见亚东桥话8：悬索桥的前世今生（上）图7）。从图中可见，在桥两端各设礅楼一座，在楼内下部水平向、中部竖向各安置粗壮竹段若干，楼上配大卵石压重，借此可紧固竹索。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∙甘博（Gamble）曾在四川拍摄过一些这样的照片（图11），尽管材料和细节不尽相同，但构造方式与安澜桥相近。
图11 竹索紧固构造
1706年建成的泸定铁索桥，也是类似情况。在两岸条石砌筑的桥台后面，各开有一口深约5m的落井，在井下顺桥向水平嵌入铸铁地龙桩7根或8根，在地龙桩下面横桥向水平嵌入一根铸铁卧龙桩，铁索通过台顶进入落井，固定在卧龙桩上。桥台上再建飞檐翘角、构造独特的木建筑，其既是桥头的装饰性建筑，又可防止雨水侵蚀落井内铁桩，还是官府征收过桥税费的场所。
把楼台亭阁与廊桥相结合，也是中国古代廊桥的一个突出建筑特色。图12所示的兰州握桥（木悬臂梁桥），始建于明永乐年间（公元1403～1424年），清代两次重建，1952年为修路而被炸毁拆除。桥上有廊，两端各建高大的门楼，其既可衔接廊道与道路，也可凸显桥梁入口，还可平衡悬臂梁的受力。我国西部地区的木廊桥（不管是不是悬臂梁），过去常见这样的建筑形式。
图12 兰州握桥（G.E.莫理循摄于1910年）
现代建造的桥头建筑
近代中国社会动荡、经济凋敝，科技落后。20世纪初，开始引入钢与混凝土建造的现代化桥梁。对此，中国古代传统的桥头建筑难以适用，而西方传统的桥头建筑也一时难有用武之地。
在20世纪上半叶，中国有桥头建筑的桥梁，大概只有哈尔滨霁虹桥。这是1926年由俄罗斯人设计的一座带有法式装饰风格的城市跨线桥（2018年改建），桥头竖有四座方尖碑（图13）。其他的桥梁，如1903年建成通车的哈尔滨松花江铁路大桥、1934年建成的哈尔滨滨江大桥和1939年建成的佳木斯松花江铁路大桥等，至今还留有所谓的“桥头堡”实物或残骸。不过，这些“桥头堡”在建筑上简陋或粗鄙，没有装饰性作用，且与桥梁结构分隔，实际上就是建在桥边的碉堡或兵营，很难将其与传统的桥头堡建筑视为一类。
图13 哈尔滨霁虹桥
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，我国正式筹建武汉长江大桥（图14），才开始尝试在现代桥梁上建造桥头建筑。到1954年底，征集到25套桥头及引桥建筑方案，方案经评审后呈送当时的政务院审批，周恩来总理选定了武汉大桥局唐寰澄先生的方案。这方案的主要特点：一是建筑体量适中，无繁复装饰，经济适用；二是通过桥亭建筑、引桥结构和细节处理，呼应桥位处的历史人文环境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，具有庄重与和谐感。
图14 武汉长江大桥
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之后，我国着手筹建南京长江大桥（图15）。当时这桥的技术要求在国内首屈一指，桥头建筑造型的要求也十分严苛。按先前做法开始征集桥头建筑方案，共有17家单位提交了58套方案，周总理看上原南京工学院建筑系钟训正先生的作品，最后敲定以三面红旗造型为特征的桥头建筑方案。这方案采用体量较大的复式桥头建筑，以便在视觉上协调很长的正桥和引桥；较高塔顶上的三面红旗造型和较低台座上的工农兵雕像，表达出特定时代下强烈的政治艺术特征。
图15 南京长江大桥
如前所述，世界范围内的桥头建筑发展，大体上止于20世纪30年代（不排除极少数桥梁继续建造桥头建筑）；而我国的桥头建筑，却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兴起。从年代上看，我们晚了20～30年。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，尽管存在不少支持建造桥头建筑的理由，但想必也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：别人为何不建了？我们为何要建？
这样的疑问可能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筹建九江长江大桥（图16）的过程中。有文章披露，对该桥建不建桥头建筑，周总理作过明确指示：九江桥还是建桥头堡，以后的桥可以不建。当时由一家省级建筑设计院承担设计（未见有关方案征集评选的报道），桥头建筑由四座简朴挺拔的塔楼组成，塔楼内除设电梯和楼梯外，还布设有陈列、休息、养修等用房，顶部设观光厅。该桥1973年底动工，其间因各种原因停工10余年，1995年全部建成开通，1996年底完成塔楼施工。
图16 九江长江大桥
可能受武汉、南京大桥桥头建筑的影响，在70～80年代，有少数长大桥梁也建造了桥头建筑。1970年建成通车的江西吉安井冈山大桥（全长1090.3m的混凝土梁），两端各设两座饰以浮雕的矩形塔楼，顶端设红旗雕塑。1986年建成通车的哈尔滨松花江公路大桥（全长1565m的混凝土梁，图17），其两岸桥头建造了两个带有半圆形顶的圆厅建筑（桥一端可供行人上下，另一端却未与桥相连），地域建筑风格明显。2011年该桥扩建时，桥头两端又增建一座类似建筑。其他设有桥头建筑的桥梁，有1978年建成的抚州临川县红旗桥（全长296.2m的混凝土双曲拱）、1989年建成的佳木斯松花江公路大桥（全长1396.8m的混凝土梁）等。
图17 哈尔滨松花江公路大桥
总体看来，20世纪内中国建造的桥头建筑寥寥无几。在长江上建造的几座大桥，其桥头建筑都设在岸边的主桥、引桥分界处，同时兼顾高处桥面与低处沿江道路间的人行交通需要。
（未完待续）
（作者注：本文参考了诸多文献资料，不一一列出，在此一并致谢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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